新叙利亚：外部突破与内部障碍

2024年12月8日，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和叙利亚革命的胜利，为叙利亚带来了乐观和欢欣的氛围，这是叙利亚几十年来未曾看到过的局面。许多叙利亚人感到他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类似于第二次独立的时刻，而这并不令人意外。叙利亚人知道，沙姆解放组织在过去几年内对解放后的北方地区的管理方式存在诸多缺陷，并因此招致了许多批评。然而，该组织的领导层自掌权大马士革以来所采用的言论，却让大多数叙利亚人确信：这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值得叙利亚人在革命岁月内作出的所有牺牲的新国家。

“新国家”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愿望，而是开始在具体的现实中显现。叙利亚人渴望生活在一个统一公正的国家内、一个发展繁荣的国家内、一个人民和平相处的国家内、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内，数百万叙利亚人在漫长的流离失所岁月中逐渐了解了这一点。叙利亚人没有看到或者试图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复兴党持续半个世纪的统治后、在持续13年的革命及其伴生的国内冲突中，他们的国家遭受了多么严重的灾难。

新政权在过去8个月内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其中大部分涉及外交政策以及与一些具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和伊斯兰邻国之间的关系。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外交政策成就，叙利亚国内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和任务似乎仍然难以解决。导致问题棘手的部分原因在于新政权领导人因经验不足而犯下的错误，或者源于从革命状态过渡到治理和建国阶段的艰难与复杂性。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其中大部分原因还与叙利亚国家机构、各阶层民众以及这些阶层之间的关系在持续数十年的少数派专制统治期间所遭受的多层次破坏相关。

那么，叙利亚新政府成功解决了哪些问题？其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新政府未能解决甚至加剧了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叙利亚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国家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外部成就：地区和国际关系的突破

作为引领变革进程并最终掌权的主力，沙姆解放组织的领导层并不需要刻意赢得土耳其、卡塔尔和沙特等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大多数富有影响力的大国的支持。

自2011年叙利亚革命爆发以来，土耳其一直是叙利亚冲突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并与伊朗和俄罗斯为敌。有证据表明，自沙姆解放组织控制已被解放的叙利亚北部地区，并承担起当地管理事务的重任以来，该组织的领导层便一直与土耳其安全和国防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土耳其在“遏制侵略行动”启动后转而支持和认可该组织也就不足为奇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也将叙利亚革命的胜利视为其地区政策取得的胜利。

而卡塔尔则从一开始就支持叙利亚革命，并且避免加入一些在认为阿萨德政权击败了反对派后就与之恢复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的行列。卡塔尔毫不犹豫地欢迎阿萨德政权的倒台和叙利亚革命的胜利。只要多哈相信叙利亚的大多数人团结在新政权及其领导人周围，卡塔尔人就不会质疑这些领导人的背景。

而沙特的立场背后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动机。利雅得毫不掩饰地关注着叙利亚革命爆发后伊朗在叙利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由于自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以来，伊朗已经成为伊拉克的主导力量，而美国又未能建立一个忠于他们的伊拉克国家，沙特阿拉伯意识到伊朗即将控制整个阿拉伯半岛。当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成功掌权并垄断该国北部地区之后，沙特对伊朗扩张的担忧变得更加迫切。

毫无疑问，沙特将推翻阿萨德政权、将伊朗及其附属民兵组织彻底逐出叙利亚，视为其阿拉伯邻国命运的重大战略转变。但沙特已对叙利亚实现根本性变革失去了希望，并被迫与阿萨德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试图迫使其哪怕只是部分摆脱伊朗霸权的束缚。然而，鉴于沙特早在几十年前就断绝了它与大多数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毫不掩饰其对他们当中的一些武装派别活动的担忧，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必须说服沙特领导层相信：尽管他和他的同僚们有着武装伊斯兰主义背景，但他们却拥护新叙利亚的国家愿景，并且不怀有任何跨国伊斯兰主义革命的意图。

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这种接纳，有助于叙利亚新政权与美国关系的早期解冻，也促成了叙利亚新总统沙拉在2025年5月1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利雅得举行的会晤。此次会晤还有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出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通过电话参与会谈。此前，拜登政府已经开始与大马士革谨慎接触，并且派出由美国助理国务卿率领的代表团与沙拉举行会晤。然而，拜登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天内未能就美国与大马士革新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采取实质性的决定。而特朗普却在利雅得会晤后迅速宣布希望帮助叙利亚实现稳定，并打算解除美国对叙利亚持续数十年的制裁。

制裁问题还延伸至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他也成为了美国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问题特使。巴拉克是一位有着黎巴嫩血统的商人，但他在土耳其、叙利亚和黎巴嫩享有特权地位却并非源于他的阿拉伯血统，而是基于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密切关系。自上任以来，巴拉克对土耳其和叙利亚领导人采取了明显的友好政策，偶尔还会表达对沙姆地区事务及其现代历史的关注。巴拉克不止一次强调叙利亚的团结与稳定，并且致力于在大马士革与叙利亚东北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领导人之间进行斡旋，以达成持久的谅解，尽管这些努力尚未取得切实的成果。

而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对叙利亚新政权的开放及其宣布解除对叙制裁，则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国家对新叙利亚的接纳。事实上，英国和法国比美国更早与大马士革实现关系正常化。据报道，在阿萨德政权垮台的至少两年前，曾在英国外交领域工作的乔纳森·鲍威尔就曾以民间对外通讯组织负责人的身份访问伊德利卜，以了解沙姆解放组织治理这片地区的经验。此次访问显然让鲍威尔对沙姆解放组织及其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25年11月，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宣布任命鲍威尔为国家安全顾问。在沙姆解放组织成功推翻阿萨德政权之后，鲍威尔努力确保英国政府对叙利亚局势采取积极态度。与许多英国外交政策专家一样，鲍威尔也将叙利亚局势的急剧变化视为又一个机会，类似于在二战时期出现的机会，以增强英国在沙姆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削弱其他西方国家（无论是盟友还是竞争对手）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驻大马士革最活跃的外交官之一安妮·斯诺被派往叙利亚担任特使。今年7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抵达叙利亚首都，并与叙利亚外长以及总统沙拉举行会晤。英国正式宣布与叙利亚恢复外交关系。8月5日，英国国家安全顾问乔纳森·鲍威尔亲自抵达大马士革，并与该国总统沙拉举行会晤。

另一方面，法国也从未摆脱将叙利亚视为其势力范围的传统。法国方面很早就主动与叙利亚新领导层接触，法国总统也与沙拉总统进行了直接通话。2025年2月13日，巴黎主办了一场支持叙利亚过渡阶段的国际会议，叙利亚外交部长阿萨德·希巴尼出席了此次会议。5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了沙拉总统，这是沙拉总统对法国首都的首次正式访问，也是他对任何西方国家首都的首次正式访问。由于法国与美国共同在叙利亚东北部保持着象征性的军事存在，并且与叙利亚民主力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法国方面主动提出为解决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困境提供斡旋。

今年7月7日，阿萨德·希巴尼突然访问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后还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接见。这或许是叙利亚关于大马士革同世界关系的战略愿景得以结晶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引人注目的是，希巴尼在与拉夫罗夫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叙利亚寻求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摆脱过去的桎梏，并展望两国关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俄罗斯是阿萨德政权的重要盟友——与伊朗一样，俄罗斯也在叙利亚革命期间为支持阿萨德政权及其战争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叙利亚新领导层避免对俄罗斯及其驻扎在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部队采取任何挑衅性举措。

显然，尽管西方迅速向新叙利亚政权敞开大门，沙拉及其同僚仍试图建立多极化和多层面的外交关系，以防止叙利亚与西方强国陷入某种特殊的关系。然而，在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方面迈出积极的一步仍需时日，尤其是在叙利亚大部分民众仍然怀有强烈的反俄情绪的背景之下。毫无疑问，叙利亚领导层迅速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开启沟通渠道，展现了其非凡的勇气，或许也表明大马士革开始对西方的真实立场以及西方国家将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新叙利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以色列干预叙利亚南部地区的背景下）产生怀疑。

随着对叙利亚制裁的解除（尽管只是部分解除），叙利亚新政权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盟友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得以为该国的经济复苏和基础设施重建提供援助。沙拉曾三次访问土耳其，并在最后一次访问期间讨论了两国合作的各个层面。随后，他政府内的多位部长（包括教育、能源、通信、经济、内政和紧急事务部长）与土耳其同僚达成了协议。据报道，土耳其正在为叙利亚的几个师配备装甲车，土耳其军官还将协助叙利亚军队开展艰难的重建和训练进程。

另一方面，叙利亚还接待了一批沙特和卡塔尔官员以及商界人士，他们直接宣布了在叙利亚的几个重大投资项目。一家科威特公司还收购了一家叙利亚电信公司。卡塔尔承诺为一项通过土耳其向叙利亚供应阿塞拜疆天然气的合同提供资金，以帮助重振叙利亚的电力供应部门。5月1日，一家法国公司与叙利亚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未来30年的时间内开发和管理该国重要的拉塔基亚港口。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国防部长和情报总监曾陪同希巴尼访问莫斯科，并与俄罗斯同僚举行了会谈，从而表明了叙利亚恢复其与俄罗斯之间传统军事和安全关系的愿景。

然而，叙利亚因在外交领域内取得的切实成就而达成的经济和非经济合作协议，尚未扩展到国内政治安全领域，此外该国还面临国家统一问题，以及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持续侵略。基于此，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对新叙利亚立场的模糊性。

特朗普政府内部在叙利亚问题上显然存在分歧，主张谨慎对待新叙利亚的人士与主张帮助叙利亚重建的人士的影响力不相上下。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似乎正是那些主张谨慎行事并监督叙利亚政府行动的人士团结在一起的原因，尤其是在美国国务院以及国会参众两院内部。这种分歧最终导致特朗普总统承诺仅部分解除对叙制裁并重启《凯撒法案》，还将其与监督叙利亚政府在所谓的少数族裔问题以及国内外事务上的行动联系起来。

由于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似乎只代表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个阵营，他无法利用美国的影响力来保护叙利亚免受以色列在今年7月份对苏韦达危机的干预，也无法阻止以色列轰炸叙利亚南部的叙利亚军队以及位于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叙利亚军方总参谋部。巴拉克最终所能做的，只是安排叙利亚外交部长与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在巴黎举行会晤，而会晤的最终结果只是以色列确认将保护苏韦达的德鲁兹异见人士，并且提出了从叙利亚南部3个省份撤军的条件。而在有关叙利亚民主力量和库尔德自治政府的问题上，尽管巴拉克反复强调叙利亚的团结，但美国方面仍未能施加足够的压力，来促使库尔德领导人与大马士革方面达成谅解，以结束他们在叙利亚东北部陷入的非正式分裂状态。

叙利亚内部局势：中央集权与分权之争

在革命年代，由于阿萨德政权未能击败该国北部和东北部大部分地区以及德拉和苏韦达的武装反对派，叙利亚国家失去了其大部分领土的统一和主权。一方面，该政权的政策以及其与反对派之间持续多年的激烈冲突破坏了叙利亚人的民族结构，并且引发了种族和宗派狂热。因此，在阿萨德政权垮台后掌握国家领导权的力量的控制范围，仅限于已被该革命力量管理的北部被解放地区，以及之前处于阿萨德政权统治下的部分地区。新的叙利亚领导层不难认识到，其能否成功统一国家，与之确立合法性并代表叙利亚及叙利亚人发声之间存在着条件联系。

大马士革政权在德拉省和叙利亚-约旦边境迈出了走向统一与主权的第一步——有时是采取谈判手段，有时则是对德拉省的民兵组织领导人发出明确威胁。德拉省的民兵组织领导人以其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约旦之间的密切关系而闻名。然而，如果没有该省大多数叙利亚民众的支持和认可，以及那些拥护叙利亚首场革命的民众对加入新叙利亚国家的渴望，在德拉地区的快速进展是不可能实现的。至于阿拉维派占多数的沿海地区和西部山区，自今年3月份由前政权残余势力领导的武装行动被平息以来，叙利亚国家的主权并未在这些地区面临实质性的挑战。该地区的阿拉维派民众与安全部队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而且仍有少数残余势力活跃在偏远地区。

今年3月10日，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与叙利亚民主力量总司令马兹卢姆·阿卜迪签署了一项协议，从而为叙利亚国家重返该国东北部“自治地区”的进程建立了框架。然而，由于美国对叙利亚民主力量施加的压力有限且薄弱，该协议措辞笼统而含糊，且存在多种解读。由于协议的执行需要就细节和程序进行进一步谈判，因此很快便可以看出叙利亚民主力量并未放弃其与大马士革未来关系的愿景。

在协议执行被拖延数月之后，包括马兹卢姆·阿卜迪在内的库尔德领导人提出了对新叙利亚国家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1）在“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名称中放弃“阿拉伯”一词；（2）重新起草临时宪法；（3）重新审议临时人民议会选举法； (4) 接受权力下放作为新叙利亚国家的基础。库尔德领导人毫不掩饰其拒绝让叙利亚民主力量解除武装的要求，并且要求其军事单位在被并入叙利亚国防部的情况下仍保留其现有结构。

而在德鲁兹人占多数的苏韦达省，叙利亚新国家则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作为叙利亚三大德鲁兹智者之一的希克马特·希吉里，近年来已经成为了德鲁兹社区的唯一宗教领袖。鉴于前政权系统性地镇压叙利亚各地的民间政治活动，苏韦达省已经不再拥有任何具有实际影响力的民间政治领袖。自前政权垮台以来，显然希吉里以及该省内忠于他的武装团体正在联手建立一种类似自治的局面，并阻止国家机构将其权力扩展到该省。

今年1月，一支公共安全部队被阻止进入苏韦达。叙利亚政府试图组建一支由苏韦达居民组成的安全部队，但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进展甚微。7月11日，当一名德鲁兹卡车司机与来自苏韦达逊尼派阿拉伯部落的几名武装人员发生意外冲突之后，希吉里的追随者随即与部落武装人员在全省范围内爆发冲突。当叙利亚安全部队和军队试图部署到该省以恢复当地安全时，以色列空军应希吉里及其德鲁兹盟友的邀请对当地局势进行了干预，并迫使叙利亚安全部队与军队撤出苏韦达。与叙利亚民主力量之间的关系一样，希吉里与大马士革之间的停火协议未能使局势正常化，也未能恢复叙利亚国家机构和安全部队在该省的行动。那么，大马士革在重新统一国家和扩大国家对其人民与土地的主权方面为何总是步履蹒跚呢？

今年8月8日，一场现代叙利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会议在处于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下的哈塞克市举行。这场会议由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民间代表机构——叙利亚东北部自治政府组织，并由其执行委员会联合主席侯赛因·奥斯曼和该委员会外交关系负责人伊尔哈姆·艾哈迈德主持。会议的主题是“叙利亚东北部各组成部分的立场统一”。组织者确保此次会议涵盖居住在该国东北部的所有民族和宗教群体的代表：库尔德人、阿拉伯人、穆斯林以及来自不同教会的基督徒。然而，此次会议的更广泛目标是动员反对大马士革统治的宗派和民族力量——他们与叙利亚民主力量对新叙利亚的愿景一致。

会议组织者安排的会上发言者包括领导苏韦达省反大马士革运动的德鲁兹派领袖希克马特·哈吉里；阿拉维派伊斯兰理事会宗教委员会主席格扎尔·格扎尔——阿拉维派反大马士革运动中最突出的声音，并被指控与阿拉维派武装派别领导人勾结，以在叙利亚革命期间参与针对大多数叙利亚人的镇压；代表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穆尔希德·马舒克·哈兹纳维——最直言不讳地表达库尔德民族主义和反阿拉伯情绪的叙利亚库尔德学者之一。总体而言，约有400人参与此次会议，其中大多数都来自该“自治政府”。

尽管哈塞克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叙利亚东北部各族群的处境，但它最终却成为了所谓的叙利亚少数群体的论坛。三大教派（德鲁兹派、阿拉维派和库尔德派）要求建立一个世俗民主的国家，并指责叙利亚新政权在沿海地区和苏韦达地区犯下暴行和侵犯人权行为，同时呼吁重组治理体系。会议声明也以类似的措辞对叙利亚团结危机日益恶化的原因做出了具体分析。声明呼吁制定一部新的叙利亚宪法，“一部民主的宪法，它能够尊重并加强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并建立一个权力下放的国家，保障所有族群真正参与政治和行政进程的权利，同时尊重信仰自由、社会正义和善治。”

无论与会的少数派领导人之间如何结盟，哈塞克会议的目标都是为叙利亚的未来提出一个独特的愿景，即终结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取而代之的是，它将建立一个权力分散的国家，其边界将以种族划分（在库尔德人的情况中）或以宗派划分（在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的情况中）。但这将无视叙利亚人口结构重叠的现实以及叙利亚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重要的是，这样的叙利亚国家愿景与新国家过渡宪法提出的愿景相悖——过渡宪法以公民身份和所有叙利亚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为基础，并规定在该国设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和统一的国家治理机构。

目前尚不清楚哈塞克会议与会者在叙利亚社区的代表性有多大的可信度。然而，该国东北部的自治政府依赖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武器实力以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在苏韦达省，德鲁兹派的三位主要领袖在哈塞克会议的第二天相继发表了讲话，而这些讲话很可能是协调一致的，并包括对大马士革政府的明确攻击，以及对以色列支持的赞扬，并要求国际社会保护苏韦达地区免受叙利亚新政权的干预。而在大多数阿拉维派人士居住的叙利亚沿海地区，格扎尔的讲话并没有引起其他阿拉维派领袖及公众人物的共鸣。

无论如何，哈塞克会议揭示了对叙利亚未来和新叙利亚国家所存在两种不同愿景。其中一种愿景由致力于分散治理的分离主义宗派领导人提出，而另一种愿景则由代表叙利亚社会大多数以及与之结盟的少数族裔及宗派（例如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和基督徒）的新叙利亚领导层所倡导。这种观念上的分歧正是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内部危机的根源。新叙利亚政治辩论中出现的所有其他问题，实际上都只是这一根源产生的副作用。

充满危险的道路

自大马士革掌权以来，叙利亚领导层对外交关系（包括在阿拉伯、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关注远甚于其国内局势，尤其是在国家统一和应对分裂势力的挑战方面。这种利益上的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外国对叙利亚的积极开放令叙利亚领导人感到意外。也可能是大马士革很快意识到，要让叙利亚摆脱经济和政治上的困境，就需要迅速向地区和国际社会开放。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其新领导层逐渐认识到，该国的大多数统一问题都与外部势力密切相关。

在叙利亚发生重大变革的8个月之后，显然，国外政治努力的成果并未完全实现人们的期望。叙利亚成功解除了部分制裁，但并非全部制裁。此外，尽管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和投资带来的经济回报似乎令人欣喜，但仍没有证据表明阿拉伯国家或国际社会直接向叙利亚国家提供了支持。在国家统一和巩固国家主权方面，尽管美国和欧洲大国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大马士革仍在等待必要的援助。美国和法国均未取消其对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保护伞，西方大国也未能阻止以色列干涉叙利亚内政，更未能从其自2024年12月以来渗透的地区撤军。

叙利亚新领导层似乎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未能尽其所能地团结叙利亚各派系的人员，尤其是在革命胜利、前政权被推翻后的最初几个月内。新领导层急于清除原有的国家机构，以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和武装力量，但却未能努力扩大其治理基础，以将更广泛的革命力量和派系（包括原反对派）纳入其中。这并未发生在新政府的领导层面，也未发生在持续一天的全国对话会议中，更未发生在过渡政府的组建过程中。

最终，显而易见的是，叙利亚如今正处于两条道路的分叉口上，而且其中每条道路都危机重重。首先，是走向使用武力来解决该国东北部苏韦达省的局势，并处理沿海地区反对派残余势力的道路，包括动用新国家的力量、支持它的民众力量及其一些最亲密盟友的力量。但这无疑会导致国内暴力事件的爆发，其后果也难以预测——无论是在国家凝聚力还是在西方大国对叙的立场上。其次，则是坚持与分离主义势力持续对话的道路，但是，没有人知道能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达成共识，也没有人知道分离主义势力是否会努力在当地进一步巩固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