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杀死了她的太阳：肯·萨罗-维瓦与“奥戈尼九人”的死亡与平反

“主啊，带走我的灵魂，但斗争将继续。”那人说完这句话后，身体垂了下来，轻轻晃动在几天前匆忙搭建的临时绞刑架上。在那之前，这所监狱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以来已有30年未执行过死刑。

那天是1995年11月10日。

几周以来，来自尼日利亚肥沃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奥戈尼小村庄的当地活动人士一直在抗议石油泄漏污染农田、燃气火焰毒害生命。尼日尔三角洲出产的原油占尼日利亚外汇收入的80%，但当时正处于强人阿巴查将军的军事独裁统治，武装士兵在三角洲各地巡逻，以武力回应抗议。

那一天，奥戈尼人最响亮的声音——著名剧作家和环境活动家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走向命运的终点。一周前，一个军事法庭宣判了他的死刑。就在处决前一天，五名刽子手从北部城市索科托飞抵。

当天凌晨5点，萨罗-维瓦和其他八名被控谋杀的奥戈尼人被从军营转移至哈科特港监狱——距离奥贡尼数小时车程的地区中心。他们被带入一间房间，铐上镣铐，然后一个接一个被带往绞刑架。萨罗-维瓦是第一个。

他被吊了五次才被杀死。在一次失败的尝试中，他愤怒地喊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这是什么国家？”

最后一次，绞刑架终于“如预期”工作了。下午3:15前，九人全部被处决。他们的尸体装入棺材，运送至公墓，全程由持枪士兵护送。街上，成千上万惊恐的民众围观游行，士兵向空中发射催泪瓦斯，以压制可能的反抗。九人的亲属不被允许进入公墓，没有体面的葬礼，没有亲人的诀别。

三十年后的今年6月12日，尼日利亚“民主日”，总统博拉·艾哈迈德·蒂努布宣布赦免萨罗-维瓦及其他八人——他们已被世人称为“奥戈尼九人”（Ogoni Nine），并追授国家荣誉，称其为英雄。

然而，对萨罗-维瓦49岁的女儿努·萨罗-维瓦（Noo Saro-Wiwa）和其他亲属而言，这份迟来的赦免令人动容却远远不够。对奥戈尼人来说，它重新撕裂了多年未愈的伤口。

意外成为环境活动家的肯·萨罗-维瓦

在他54岁去世前，萨罗-维瓦希望世人记住他是位伟大的作家。

他精力充沛，涉猎广泛，但真正热爱的是写作。他创作了20多部图书、诗歌和散文。他的广播剧和电视剧大获成功，特别是一部讽刺尼日利亚独立后腐败精英的喜剧。短篇小说《非洲杀死了她的太阳》里，萨罗-维瓦如同预言了自己的死：一名被判死刑的男子在行刑前夜给情人佐尔写了一封长信，劝她不要为他悲伤。

萨罗-维瓦的处决让他成为奥戈尼人的烈士——他的死亡让世界首次关注这个民族的苦难。

1958年，尼日利亚在尼日尔三角洲南部发现石油时，17岁的萨罗-维瓦就给政府和石油公司写信，质疑当地社区是否能从石油中受益。后来他的文章指出，尽管三角洲盛产原油，奥戈尼人仍没有道路、电力和饮用水等基础设施。

1990年10月，他领导并共同创办的“奥戈尼人民生存运动”（MOSOP）向政府提交《奥戈尼权利法案》。该文件抨击豪萨、约鲁巴和伊博三大民族的统治，指责奥戈尼等少数民族被边缘化。他们要求政治自治和石油收入自主控制，写道：

“尼日利亚独立三十年，仅证明大族裔领导人的无能与残暴。他们将国家带入种族冲突、屠杀、战争、独裁、倒退与资源浪费的深渊，使几代尼日利亚人背负永恒债务。”

此举使萨罗-维瓦成为独裁政权的眼中钉。1992至1993年间，他多次被捕却从未被起诉。但他始终坚持揭露奥戈尼人所受的“慢性灭绝”。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指控石油公司对奥戈尼人实施种族灭绝。”他认为，尼日利亚政府对此同样负有责任。

他的激情点燃了奥戈尼人。1993年1月，约30万奥戈尼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与他一起上街，和平抗议政府与壳牌公司，认为壳牌是主要污染元凶。

那是当时尼日利亚最大规模的游行之一。抗议者高举标语：“杀人犯滚回家。” 世界终于注意到这个曾无声的民族和那个为他们代言的瘦小却有力的演讲者。他很快登上联合国讲台，为奥贡尼人发声。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也加入声援。

但当年年末，骚乱爆发，愤怒的抗议者破坏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油管。壳牌被迫停产。政府迅速派遣特遣部队镇压这场后来称为“奥戈尼叛乱”的抗争。据国际特赦组织称，士兵镇压抗议，实施非法处决、强奸与酷刑。

奥戈尼内部分裂与暴力事件

到1994年，士兵仍驻扎在奥戈尼，局势日益紧张。MOSOP领导层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萨罗-维瓦一派主张对政府采取更强硬立场，另一派则提倡和平主义。

爱德华·科巴尼（Edward Kobani）是萨罗-维瓦的童年好友，也是和平派，反对他号召年轻人上街游行、激进演讲。这种分歧破坏了他们的友情。更广泛地讲，奥戈尼地区的舆论也开始背离和平主义者，他们被怀疑与军政府和壳牌合作——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有此行为。

1994年5月21日，有消息称一些MOSOP领导人聚集在奥戈尼戈卡纳区的一座酋长宫开会，但萨罗-维瓦被士兵阻止进入。愤怒的暴民随即聚集前往会议现场，对能找到的人进行攻击。四人被打死——科巴尼、阿尔弗雷德·巴迪（Alfred Badey）以及萨罗-维瓦的连襟塞缪尔与西奥菲勒斯·奥拉杰兄弟。他们被用碎瓶、铁耙等击打后焚尸。

尼日利亚军方随即指控萨罗-维瓦煽动杀人，并于次日逮捕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河流州（奥戈尼隶属地）军政长官宣布MOSOP为“恐怖组织”，称萨罗-维瓦为“独裁者，容不得不同意见”。

另外八名MOSOP领导人也被逮捕：诺尔杜·埃沃（Nordu Eawo）、萨特迪·多比（Saturday Dobee）、约翰·库皮恩（John Kpuine）、保罗·莱维拉（Paul Levera）、菲利克斯·努埃特（Felix Nuate）、丹尼尔·格博科（Daniel Gbooko）、巴里纳姆·基奥贝尔（Barinem Kiobel）和巴里博·贝拉（Baribor Bera）。

在拘留期间，这些人据称被戴上镣铐、遭殴打、被拒绝药物治疗和探访。国际特赦组织称，他们接受的军事法庭审判是“闹剧”。辩护律师遭到袭击，其证据被驳回。律师因此抵制庭审。

当时的报道描述萨罗-维瓦在庭上面无表情，时而望向前方发呆，时而翻看报纸——他知道自己早已被判了死刑。

为“奥戈尼九人”争取正义

萨罗-维瓦被处决时，他的女儿努只有19岁，正读大二。她出生于哈科特港，在伦敦生活学习。行刑当天，她并未察觉世界已变。直到当晚母亲玛丽亚打通了座机电话才知道真相。

她第一反应是震惊。她如今是旅居伦敦的旅行作家，努在电话中告诉半岛电视台，很难想象那个常常走进她房间、把书塞她脸上大喊“读这个！”的父亲会这样被杀。毕竟，世界许多重量级人物都曾呼吁释放他，曼德拉就是其中之一。

她的哥哥肯当时在新西兰出席英联邦首脑会议，呼吁暂停尼日利亚成员国资格。英联邦对尼日利亚当时来说是重要援助来源。

全球震惊。尼日利亚被暂停英联邦成员资格，美国等多国断绝外交关系。努记得自己在英国电视上看到无数次报道，才意识到父亲的影响力有多大。

家人决心为父亲讨回公道，但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1996年，她哥哥与叔叔控告壳牌公司——九位遇害者家庭指控其与军方共谋。壳牌否认。

这起案件依据美国《外国侵权法》在美提起，拖至2009年壳牌同意以1550万美元和解，称用于“人道与法律费用”。

努表示，大部分钱用于支付律师费并设立基金，目前仍资助奥戈尼学生奖学金。她说令人气愤的是，有批评者指责她和其他家属“靠死者致富”。

“那只是笔小钱，”她说，“即使不是，谁会愿意为了1500万美元而失去亲人？”

多年来，努无法忍受回到尼日利亚，甚至听到“壳牌”这个词都会感到崩溃。2017年，在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下，一群“奥戈尼九人”的遗孀将壳牌告上海牙法院，但法官裁定没有证据证明壳牌与政府处决有关。

与此同时，国际特赦组织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发现壳牌高管曾与军方会面，并“鼓励”他们镇压抗议。报告称，该公司曾运送士兵，并“至少有一次”向一位以侵犯人权著称的军事指挥官付款。

壳牌否认这些指控，并表示曾请求政府对“奥戈尼九人”网开一面。

努最终找回勇气，回到了奥戈尼。她第一次回乡是在2005年，也就是父亲被处决十年后。如今，该地区局势更加不稳，族群武装在河道巡逻，袭击士兵，控制输油管道，甚至在海上绑架石油工人。

努表示，她的下一本书将聚焦祖国的毁灭。过去十年，她的母亲和哥哥相继去世，只剩她与旅居美国的孪生妹妹齐娜。她说，这些损失一度令她陷入低谷，但如今她常回家乡，记录至今仍在发生的石油泄漏——尽管壳牌自1993年抗议以来再未恢复运营。

她说，自己在国外当作家，与回到奥戈尼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有一周她还走在巴黎街头，下一周就站在浸满原油的农田里。但她在尼日利亚的工作，也正是延续了父亲的斗争。

“我父亲就是现实中的‘大卫对决歌利亚’，”努说。“当时大多数人甚至没听说过奥戈尼。而我年纪越大，越敬佩他所做的一切。真的太了不起了。”

太迟的赦免？

环保组织表示，几十年来，壳牌泄漏的油仍在污染土地。该公司计划出售其陆上资产并退出三角洲，始终坚称是“管道遭破坏”导致泄漏。

不管是人为还是意外，奥戈尼的破坏肉眼可见。原本应充满昆虫与青蛙鸣叫的红树林一片寂静。河水混浊，漂浮着油渍，年迈的渔夫撒下渔网，却只收起空气。

奥戈尼人努巴里·萨塔（Nubari Saatah）一直倡导该民族拥有石油主权。他是“尼日尔三角洲大会”政治运动主席。他说，自1990年代起奥戈尼人便对政府充满怨恨，因为尼日利亚从未修复双方关系，也未给奥贡尼人任何土地自主权。

萨塔在其2022年出版的书籍《我们必须做什么：走向尼日尔三角洲革命》中呼吁变革，并常在广播电视中评论三角洲危机，直指政府是动荡根源。

“尼日尔三角洲武装冲突的爆发，是对奥戈尼人和平抗议遭暴力镇压的直接回应。”萨塔说。

“而对奥戈尼人而言，处决造成的领导真空至今仍未填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年一项报告称，奥戈尼超过50年的石油开采，导致地下水中含有极高浓度的有毒烃类物质。例如苯浓度在某些村庄高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达900倍。

报告指出，治理污染、恢复土地将是“世界上最广泛且最长期的石油清理工程”。

尽管尼日利亚与壳牌于2012年启动“碳氢污染修复项目”（HYPREP），但十多年过去，进展缓慢且难以衡量。

萨塔指责政府未按承诺出资。他说，奥戈尼人因此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冷漠信息”。壳牌方面已为该项目投入2.7亿美元。半岛电视台就此联系HYPREP，但未收到回应。

不过，萨塔也指出一些变化。清理初期，政府在他家乡博穆村的水井旁立起警示牌：“警告！此水不可饮用。”尽管如此，由于别无选择，村民依然照常打水。过去五年里，HYPREP在博穆村安装了安全饮水罐。但萨塔担心，未来政府是否会继续承担维护费用，或将负担转嫁给社区。

奥戈尼人对联邦政府近日赦免“奥戈尼九人”的动机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当前尼日利亚陷入严重财政困境、急于增加石油收入的背景下。

MOSOP一位仍在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如果恢复1993年终止的奥戈尼开采，每天可产50万桶原油，加上目前三角洲其他地区的170万桶，将极大提升产能。

“石油重新开采与赦免‘奥贡尼九人’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萨塔说。他认为这是一种“安抚策略”，旨在削弱奥戈尼人的反对声浪。

但他也指出，当前奥戈尼社区不太可能同意恢复开采。原因一是他们仍无权控制石油收益，二是蒂努布总统的赦免反而加剧了内部紧张。

1994年事件中造成的裂痕至今未愈。总统讲话中未提及在暴力事件中遇害的四名MOSOP成员，使其家属及支持者愤怒——其中一些人认为正是萨罗-维瓦的激进立场导致悲剧。

努和其他家属对政府的行动也不完全满意。

努说，国家荣誉令人惊喜，但赦免并不够。

“赦免意味着先前确有罪行，”她说，“但事实是，他们根本无罪。”

她希望的是：彻底推翻肯·萨罗-维瓦及“奥戈尼九人”的判决与定罪，将其从国家历史记录中彻底清除。